翻开第二本《巴黎评论》，第一篇是奥尔罕·帕慕克写的序，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国内因《我的名字叫红》和《瘟疫之夜》出名，序言部分，他谈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深受《巴黎访谈》的启发与鼓舞，每每创作无法继续，翻看书里的访谈，会从其他作家身上获得力量。
确实如此，作家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在成堆的白纸面前，要完成故事的构建，需要惊人的毅力与天赋。
《巴黎评论》第二本，采访的作家中，我熟悉的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勃罗·聂鲁达、苏珊·桑塔格、E.B.怀特四位，其余作家我闻所未闻。相比第一本，这一本的陌生感要强烈很多，哪怕是我熟知的作家，他们大多数也只听过名字，书极少涉猎，而所采访的人，从写小说的作家，也延伸到了诗歌、编剧，人物变得更为多样化。
在采访巴勃罗·聂鲁达的过程中，他的诗歌与政治挂钩，记者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选智利总统，你还会继续写作吗？」聂鲁达说：「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呼吸。我无法停止呼吸而活着，就好像我无法停止写作而活着。」他也是我读到目前为止，见过不会被外界打扰的人，聂鲁达能在「任何可以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写作，」没有任何计划性，完全是内在的写作欲望驱使他从事写作，仔细想想，没有任何人逼迫一个人从事写作，冥冥中，总有人在混乱的社会中，留出时间去写作。
众多的采访中，唯有约翰·斯坦贝克原本计划的采访，因他去世搁浅，编辑部不得不整合他对小说和艺术评论，作为特别的一期刊登，我边读边回想，才知道这是写出过《愤怒的葡萄》一书的人，由书拍成的电影更是影史上伟大的杰作，他的一句话，使我觉得成为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常常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会写到死的，但是我想就当它是最后一本。也许，我觉得每本书都该这么写。」
阅读《巴黎评论》，我发现在众多的写作方法中，每位作家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也有自己的信仰，哪怕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每个作家的看法也不一样。唯一有两点不变的是：读书和写作。读书是他们每天会花时间阅读，写作是总会找到适合自己创作的时间。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不停积累，才会在作家的路上有所成就。
从博尔赫斯和苏珊·桑塔格两位的采访中可见其惊人的阅读量。记者采访博尔赫斯，描述他的家：「房间斜对面的角落里立着两个大大的旋转式书架。奎恩特罗斯小姐解释道，架子上是博尔赫斯频繁查阅的常用书，都以特定的顺序排列，而且从不改变，为的是让已经几乎完全失明的博尔赫斯能根据位置和开本大小找到所需书籍。」苏珊·桑塔格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屋里到处都是书和纸，书大约有一万五千本之多。苏珊·桑塔格倾其一生来阅读书籍，内容涉及艺术与建筑、剧院与舞蹈、哲学与精神病学、药学的历史以及宗教、摄影和歌剧的历史等等。」
没有一位作家不是在阅读中获取灵感，从作品中吸收养分，从而成为自己创作的源泉。无论作家如何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方法，只要还在读，还在写，余下的只是习惯问题。习惯或许会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做出改变，唯有不断写作的人，才会在写作马拉松这条赛道上成为赢家。
